2005-12-29 | 想起当年看电影
老头子同学写了一场电影的观后感：《七剑》，俺就想起俺有很多年没进电影院了。因而对老头子的生活状态异常憧憬——人家能时不时地腐败一场电影，那是多幸福多小资的日子撒！
俺妒忌到思绪乱飞，几个来回地盘旋寻找，记忆竟然回到好多年前看电影的旧梦里。很久很久以前，很远很远的新疆，有一个鱼顺顺的幼年故事……
想当年啊，俺家还在哈密市向西200公里的山沟里。那时潜逃的刑事犯和政治犯，都会沿着俺家屋后不远处的那道山梁，一直向东北方向遁去，最后就逃到了外蒙古，比出新疆还近便、还简单。俺的童年就那么荒僻和遥远啊。在俺家房子东边约30米处，矗立着厂区最豪华的建筑——一砖到顶的大礼堂，也是电影院。
新疆降水稀少，30年前土胚房是常见的民居，而且是平顶的，反正不下雨不会漏。而砖房往往是重大事件发生的场合，都是公家的地盘。俺家东边这礼堂是砖混结构，很高大，拱型顶，四角飞檐，在当年偏僻落后的边疆某矿区，它还是文化政治经济的中心捏。
大礼堂白天是大食堂，晚上是电影院，戏班子来时是剧院（它有一个高约1。5米的戏台），开大会时就是人民大会堂。另外，逢节假日或重大历史事件发生时，它也是职工及家属喜怒哀乐的集体发泄场所。
俺记忆里有几个深刻的片段。
片段一：1976年底的大礼堂内，四面墙上都悬挂着无数‘深揭狠批四人帮’的大字报，里面有好多漫画。那时俺已识字，能认得墙上被批判的是‘王张江姚’。
大字报贴了有段时日后，大人们继续抓革命促生产，俺们这些孩子就趁去食堂打饭之机，跳着脚扯下一张张颜色各异的大字报，揉成团球状，当沙包踢。大字报团比沙包轻，踢起来需要不停倒腿才不至于掉下来，很是锻炼腿脚灵敏度。粉碎四人帮就是好啊！
上边这段记忆只与电影院相干，仅是铺呈，而片段二，才与电影有关。
再上朔到俺三岁、公元1974年时，俺已经成长为一个粗野而胆大的小丫头，和俺一排房子住的有基本同龄的七八个孩子，俺们迷恋上了看电影占位子。电影可不是见天都有，一周顶多一次。一般有电影时，放映队中午饭前就开车来了。俺们由于离着礼堂近，那时汽车也少，就很容易在第一时间察觉这一信息、并立刻反映到行动上。
30年前的俺们脖子上都挂着家门钥匙，俺们的爹娘都是双职工、都放心大胆地把三岁以上的孩子全放家里。中午食堂开饭时，自己在家的小孩子们，都一人掂一只小碗、自个儿上食堂买饭。幸亏那时的社会治安和现在不可同日而语，所以俺们迅速成长为独挡一面的革命小将。
放映队来之前，俺们一般都捧着碗聚集在食堂前等饭。看见放映车来了，立刻撒丫子往家跑，扔下小碗，扛出自己的高板凳或小椅子赶往礼堂的戏台上——占位子要紧撒！戏台的地势可保俺们眼前一片开阔，而且也可随时发现放映员接片换片。信息灵通很关键，能保障俺们利用切换片间隙，溜号去小便或跑回家喝水。
俺搬凳子一般只要搬2张，爹妈各一张，他们轮流抱着俺看。76年以后俺就需要再搬一张，俺妹妹也被抱去看电影啦，俺爹妈轮流抱俺妹妹，俺就得给自己再搬张凳子。记得凳子总是那么沉、那么高，要先把它放倒，然后双腿跨进凳子中间，两手如跑旱船一样拖起凳子走。最早开始这项工作时，搬一次凳子需要歇几回才能到目的地；后来有了俺妹妹时，俺已经能拖着凳子一路小跑去。
呵呵，看了什么电影没啥印象了，惟独对汗流浃背扛板凳、占位子记忆深刻。其实在戏台上看电影很难受，守着放映机的机器嗡嗡声，偶尔还有孩子调皮掉下戏台、摔得鬼哭狼嚎，都影响看电影的效果。家长普遍觉得很受罪，而俺们那群孩子偏生愿意，经常为挤占不上有利地形而打仗。
现在才回想起来，俺们住的那排房子是厂部宿舍，只有俺们这群‘干部的孩子’才爱抢上戏台看电影，人家职工宿舍的孩子就从不上戏台争位子。他们也扛板凳占位子，不过他们始终争抢的是戏台下的各种有利地形。这一区别，决定了他们总在戏台下仰着脖子看电影，而俺们就总在台上忍受一只耳朵收纳放映机的噪音、另一只耳朵使劲地聆听音箱里的声音。俺现在左耳朵有点背，肯定跟俺当年抢下的位置，总在放映机的紧右边有关。
最早的电影只有4部，就是那四个样板戏。后来有了一些新戏，来回地放，一年重复N遍也照样场场满员。记得有《难忘的战斗》、《金光大道》、《看不见的战线》、《卖花姑娘》、《海峡》等等。俺记得卖花姑娘每次演，俺妈都能哭成泪人；俺前两年看韩剧那什么戏，就是俩没有血缘的兄妹搞对象、最后妹妹死了，哥哥也疼死的那部戏，俺就想起了煽情的卖花女女。朝鲜族的戏剧煽情是有历史滴！
俺的保姆看完《金光大道》的第一遍，就给俺起了个绰号：老裴大哥——据说俺3岁前有痴呆嫌疑，就是现在说的先天愚状态，傻乎乎滴；到了三岁生日一过，俺爹娘领俺回了一趟山东老家，等再返回新疆，俺就成了著名的恶少了。
俺不记得金光了，那时俺忒小，可俺记得蓝光哈！20多年前的纪实电影《蓝光闪过之后》，估计是国内最早的灾难片，讲的是唐山大地震之后的救援行动。里面有这样的情节：灾后，孤儿被政府接到孤儿院，享受着党和人民的关怀，还发苹果发饼干。
看到片中的孤儿们能苹果饼干管够，俺就随意感叹了一句：‘我要是孤儿就好了！’。结果此话被俺的一个玩伴儿检举到俺爹那里，害俺脑袋吃了老爹的几个凿栗子。俺当时很冤屈：电影上明明就是那样撒！那时物质贫乏，俺一年能吃多少苹果呢？俺能不羡慕蓝光后的孤儿吗？
再往后，俺家迁徙了，越迁越往热闹处走，电影也越看越少。虽然电影产量和质量越来越高。仔细想来，如今俺有快10年没进电影院了。进去干吗？10年前有录象带，10年后有DVD；而且盗版碟才几块钱，要是你包月去租，不到1元钱就能看引进的巨片和老谋子的新片。咱是平民老百姓，哪能纵容自己花几十块甚至上百块去看一场电影呢？
即使是看不了盗版碟也可以完全不看新片。如今不是30年前20年前，那时没啥娱乐方式，要靠电影来掌握外面的信息。现在你出门不出门，各种各样的真假信息，都往你脸上砸，就看你愿意接受多少了。所以俺以为俺这辈子很难再进电影院。
当然了，假如和臭臭学年轻人那样，坐在包厢里，头搓在一起，腿彼此压着，四只眼睛不看银幕，两只嘴巴吧唧吧唧地互相啃着——恩，那感觉估计不错，将是俺去电影院的唯一动力了。
浪漫啊。
俺妒忌到思绪乱飞，几个来回地盘旋寻找，记忆竟然回到好多年前看电影的旧梦里。很久很久以前，很远很远的新疆，有一个鱼顺顺的幼年故事……
想当年啊，俺家还在哈密市向西200公里的山沟里。那时潜逃的刑事犯和政治犯，都会沿着俺家屋后不远处的那道山梁，一直向东北方向遁去，最后就逃到了外蒙古，比出新疆还近便、还简单。俺的童年就那么荒僻和遥远啊。在俺家房子东边约30米处，矗立着厂区最豪华的建筑——一砖到顶的大礼堂，也是电影院。
新疆降水稀少，30年前土胚房是常见的民居，而且是平顶的，反正不下雨不会漏。而砖房往往是重大事件发生的场合，都是公家的地盘。俺家东边这礼堂是砖混结构，很高大，拱型顶，四角飞檐，在当年偏僻落后的边疆某矿区，它还是文化政治经济的中心捏。
大礼堂白天是大食堂，晚上是电影院，戏班子来时是剧院（它有一个高约1。5米的戏台），开大会时就是人民大会堂。另外，逢节假日或重大历史事件发生时，它也是职工及家属喜怒哀乐的集体发泄场所。
俺记忆里有几个深刻的片段。
片段一：1976年底的大礼堂内，四面墙上都悬挂着无数‘深揭狠批四人帮’的大字报，里面有好多漫画。那时俺已识字，能认得墙上被批判的是‘王张江姚’。
大字报贴了有段时日后，大人们继续抓革命促生产，俺们这些孩子就趁去食堂打饭之机，跳着脚扯下一张张颜色各异的大字报，揉成团球状，当沙包踢。大字报团比沙包轻，踢起来需要不停倒腿才不至于掉下来，很是锻炼腿脚灵敏度。粉碎四人帮就是好啊！
上边这段记忆只与电影院相干，仅是铺呈，而片段二，才与电影有关。
再上朔到俺三岁、公元1974年时，俺已经成长为一个粗野而胆大的小丫头，和俺一排房子住的有基本同龄的七八个孩子，俺们迷恋上了看电影占位子。电影可不是见天都有，一周顶多一次。一般有电影时，放映队中午饭前就开车来了。俺们由于离着礼堂近，那时汽车也少，就很容易在第一时间察觉这一信息、并立刻反映到行动上。
30年前的俺们脖子上都挂着家门钥匙，俺们的爹娘都是双职工、都放心大胆地把三岁以上的孩子全放家里。中午食堂开饭时，自己在家的小孩子们，都一人掂一只小碗、自个儿上食堂买饭。幸亏那时的社会治安和现在不可同日而语，所以俺们迅速成长为独挡一面的革命小将。
放映队来之前，俺们一般都捧着碗聚集在食堂前等饭。看见放映车来了，立刻撒丫子往家跑，扔下小碗，扛出自己的高板凳或小椅子赶往礼堂的戏台上——占位子要紧撒！戏台的地势可保俺们眼前一片开阔，而且也可随时发现放映员接片换片。信息灵通很关键，能保障俺们利用切换片间隙，溜号去小便或跑回家喝水。
俺搬凳子一般只要搬2张，爹妈各一张，他们轮流抱着俺看。76年以后俺就需要再搬一张，俺妹妹也被抱去看电影啦，俺爹妈轮流抱俺妹妹，俺就得给自己再搬张凳子。记得凳子总是那么沉、那么高，要先把它放倒，然后双腿跨进凳子中间，两手如跑旱船一样拖起凳子走。最早开始这项工作时，搬一次凳子需要歇几回才能到目的地；后来有了俺妹妹时，俺已经能拖着凳子一路小跑去。
呵呵，看了什么电影没啥印象了，惟独对汗流浃背扛板凳、占位子记忆深刻。其实在戏台上看电影很难受，守着放映机的机器嗡嗡声，偶尔还有孩子调皮掉下戏台、摔得鬼哭狼嚎，都影响看电影的效果。家长普遍觉得很受罪，而俺们那群孩子偏生愿意，经常为挤占不上有利地形而打仗。
现在才回想起来，俺们住的那排房子是厂部宿舍，只有俺们这群‘干部的孩子’才爱抢上戏台看电影，人家职工宿舍的孩子就从不上戏台争位子。他们也扛板凳占位子，不过他们始终争抢的是戏台下的各种有利地形。这一区别，决定了他们总在戏台下仰着脖子看电影，而俺们就总在台上忍受一只耳朵收纳放映机的噪音、另一只耳朵使劲地聆听音箱里的声音。俺现在左耳朵有点背，肯定跟俺当年抢下的位置，总在放映机的紧右边有关。
最早的电影只有4部，就是那四个样板戏。后来有了一些新戏，来回地放，一年重复N遍也照样场场满员。记得有《难忘的战斗》、《金光大道》、《看不见的战线》、《卖花姑娘》、《海峡》等等。俺记得卖花姑娘每次演，俺妈都能哭成泪人；俺前两年看韩剧那什么戏，就是俩没有血缘的兄妹搞对象、最后妹妹死了，哥哥也疼死的那部戏，俺就想起了煽情的卖花女女。朝鲜族的戏剧煽情是有历史滴！
俺的保姆看完《金光大道》的第一遍，就给俺起了个绰号：老裴大哥——据说俺3岁前有痴呆嫌疑，就是现在说的先天愚状态，傻乎乎滴；到了三岁生日一过，俺爹娘领俺回了一趟山东老家，等再返回新疆，俺就成了著名的恶少了。
俺不记得金光了，那时俺忒小，可俺记得蓝光哈！20多年前的纪实电影《蓝光闪过之后》，估计是国内最早的灾难片，讲的是唐山大地震之后的救援行动。里面有这样的情节：灾后，孤儿被政府接到孤儿院，享受着党和人民的关怀，还发苹果发饼干。
看到片中的孤儿们能苹果饼干管够，俺就随意感叹了一句：‘我要是孤儿就好了！’。结果此话被俺的一个玩伴儿检举到俺爹那里，害俺脑袋吃了老爹的几个凿栗子。俺当时很冤屈：电影上明明就是那样撒！那时物质贫乏，俺一年能吃多少苹果呢？俺能不羡慕蓝光后的孤儿吗？
再往后，俺家迁徙了，越迁越往热闹处走，电影也越看越少。虽然电影产量和质量越来越高。仔细想来，如今俺有快10年没进电影院了。进去干吗？10年前有录象带，10年后有DVD；而且盗版碟才几块钱，要是你包月去租，不到1元钱就能看引进的巨片和老谋子的新片。咱是平民老百姓，哪能纵容自己花几十块甚至上百块去看一场电影呢？
即使是看不了盗版碟也可以完全不看新片。如今不是30年前20年前，那时没啥娱乐方式，要靠电影来掌握外面的信息。现在你出门不出门，各种各样的真假信息，都往你脸上砸，就看你愿意接受多少了。所以俺以为俺这辈子很难再进电影院。
当然了，假如和臭臭学年轻人那样，坐在包厢里，头搓在一起，腿彼此压着，四只眼睛不看银幕，两只嘴巴吧唧吧唧地互相啃着——恩，那感觉估计不错，将是俺去电影院的唯一动力了。
浪漫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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